■勞動報首席記者包璐影

在上海打拼多年，時至今日，42歲的陳峰依然還清楚地記得，自己高中時在阜陽老家縣城上學的情形。

雙休日，陳峰向同學借一輛自行車，早晨七八點出發，一路騎行3個多小時，中午趕到家里。周日晚上，再花同樣的時間騎回學校。“那時候，老家太窮了，又落后，大多數孩子要么拼命讀書，要么高中讀完就去北上廣打工。”陳峰回憶稱。

如今，陳峰已經在上海有了一份不錯的工作，成為一家連鎖商店的店長。

陳峰的父親陳宜學也在20多年前離開老家來到了上海務工。不過，與兒子的體面工作稍有不同，作為阜陽地區早期務工的“先鋒隊”成員，老陳謀生的工作更多靠的是體力。

三個阜陽人里就有一個外出務工

阜陽所在的皖北地區是我國人口十分密集的區域，同時，又是經濟發展最為滯后、工業化和城鎮化水平最低的地區，大量人口外流。90年代，中國出現了北上廣打工熱潮，阜陽這座城市成為了農民工的發源地之一。

數據統計顯示，90年代在上海打工的阜陽務工人員近50萬人。此后的每一年，這些數字幾乎都有增無減。直至2018年年末，阜陽全市戶籍人口1070.8萬人，常住人口820.7萬人，收購庫存內衣褲，人口凈流出量達250.1萬人。每三個阜陽人里，就有一個會選擇外出務工。

每年春運，義烏收庫存服裝，外出務工的阜陽人又成為了春運返鄉大潮的主力軍。當時，鐵路的發展剛剛起步，回阜陽只有從蚌埠繞行，春運的運能也遠不能滿足返鄉大潮的需求。

為此，春運期間，上海站會加開大量至阜陽的臨客棚車，棚車每平方米往往要擠上3至4人。但農民工們感到，只要能登車返鄉過節，就非常滿足了。

幾十張普速車票見證回鄉足跡

對于這些，父親老陳深有感觸。在老陳置于家中的一個小盒子里，有著一疊屬于過去的回憶——幾十張普速列車的火車票，這些往返老家和上海之間的足跡，見證了生活的變遷。

“那時候，春節回家買不到票太正常了。我們都是帶著小板凳，直接站在車廂里熬過去的。”老陳回憶稱，“那時候，從阜陽到上海的火車票是24元一張，有時候還會增開臨客，就是那種棚車，好像才12塊錢，相當于以前上海出租車的起步價。”

90年代末，改革開放進一步深化，國內經濟總產值大幅提升。第二代來上海打工的農民工們積累了一些財富，他們對物質的追求有了提高，對春運返鄉也希望選擇新空列車。

1997年至2007年，鐵路先后進行了六次大提速，雖然新型列車縮減了阜陽民工的返鄉時間，但受線路和春運客流的限制，綠皮車和新空快車依舊是阜陽人返鄉的主要交通工具。

那時候，陳峰也感受到了鐵路的變化，“基本上春節回家都是買的硬座票，火車10個小時打底。”

陳峰說，有一次，因為實在沒能買到火車票，他繞了好幾個站，坐了幾趟加班車，花了16個小時才到家。“我們年輕人回趟家都暈暈乎乎的，更別說我六十幾歲的父親了。”

二十年硬座之旅終于升級為高鐵

“再也不用熬夜排隊、在手背上寫編號了。”歷經這幾十年的春運買票歲月，老陳和小陳都感慨萬千。那些年，每每望著手背上用記號筆寫下的數字，內心的焦慮就揮之不去。

如今，阜陽老家的變化顯而易見，最顯著的當屬從家門口經過的鐵軌。在剛剛過去的2019年，商合杭等新線開通，阜陽人可以通過網絡、手機購買電子客票，并乘坐高鐵返鄉，時間從原先的10多個小時，直接縮短到了3個小時，購票時也終于不用在室外受凍排隊了。

更讓父子倆高興的是，開通的高鐵線路竟然在阜陽臨泉縣設了站點，“這樣坐火車等于直接就送我們到了家門口，太方便了。”小陳告訴記者，在得知阜陽通了高鐵后，老鄉微信群里一下子“炸鍋”了，大家都高興壞了，還有人在開通首日就在朋友圈曬出了自己嘗鮮坐火車的火車票。

這次春節，小陳就將帶著父親老陳，還有妻兒一起乘坐新開通的阜陽高鐵回家過年。在老陳收藏的火車票里，有了第一張目的地為阜陽的高鐵火車票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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